帝王宫心计!领导者如何用“骑马乘轿”笼络官员

紫禁城是帝王的家,到帝王家门口,无论富贵贫寒、高尊卑贱,乘轿者下轿,骑马者下马,这是规矩,也是礼制,否则就会受到惩罚。“旦旦上朝,以议时事”,但这种“文官下轿,武官下马”的传统,却在几千年里一直延承。


《史记·魏其武安侯列传》记载:“武安已罢朝,出止车门”。意既百官上朝到了皇宫的外门,都停下车来,步行进宫。汉朝的时候,文武百官已经不能随便骑马乘轿出入皇宫了。


但是也有例外。《晋书·石勒载记》记载:“勒宫殿及诸门始就,制法令甚严,讳胡尤峻。有醉胡乘马突入止车门,勒大怒,谓宫门小执法冯翥曰:‘夫人君为令,尚望威行天下,况宫阙之间乎!向驰马入门为是何人,而不弹白邪?’翥惶惧忘讳,对曰:‘向有醉胡乘马弛入,甚呵御之,而不可与语。’勒笑曰:‘胡人正自难与言。’”历史上,未经皇帝允许而敢在皇宫内骑马出入,犯门禁恕而不受责罪的事少之又少,恐怕也只有在南北朝这样的分裂时期,才会有这种事发生。


清朝的时候,有关大臣进宫的规定更加复杂。《北平怀旧》中提到清朝皇帝召集官员上朝的情形:每天天还不亮,军机大臣除外的所有官员都在宣武门外等候进朝,王公大臣皇亲国戚由神武门、其余各官员由东华门进宫。神武门、东华门外各立有“下马碑”,上面刻有“官员人等至此下马”字样。到了这个地方,官员们必须下马步行去见皇帝。今天,“下马碑”在故宫博物院东华门处还可见到。


实际上,紫禁城里的东门东华门、西门西华门、北门神武门各有下马碑。可以说,四立的下马牌把皇宫的各个入口都把住。仅仅根据这些下马碑,就可大体上标示出紫禁城的大致范围。


诺大的皇宫,禁止官员随意乘轿骑马,维护了皇帝的权威,也维持了皇宫的秩序,但是对于一些年老为官,或者身体不便者来说,增加了很多的麻烦。历朝历代,既然有不准在紫禁城内乘轿骑马的规定,也就有网开一面的特例。譬如官员中的年高者,经过皇帝特赏可骑马或乘轿,叫“赏朝马”。


宋朝叶梦得《石林燕语》记载:“庆历初,吕许公在相位,以疾甚求罢,仁宗疑其辞疾,欲亲视之,乃使乘马至殿门,座椅子英王殿陛”。明代,文武百官上朝,“从无赐紫禁城骑马者”。


清朝阮葵生《茶余客话》记载,大臣年六十五岁以上,可骑马入紫禁城者,先列名俱奏。准骑者由东华门至箭亭、由西华门至武英殿北内务府下马。


满清皇族从马上得天下,为了使旗人子弟不丢弃骑射的本领,规定文武官员,特别是武职官员,只准骑马不许乘轿,“亲王、郡王、大学士、尚书准其坐轿;贝勒、贝子、公、都统及二品文职大臣,俱不准坐轿,违者交部治罪,断不宽宥”。


乾隆年间,禁止在紫禁城内乘轿的规定稍微有了松弛。如果被允许骑马者年龄太大或者身体不适,经特准可乘轿或乘车。内阁大学士张廷玉、鄂尔泰年老不便乘马,乾隆特批可以在紫禁城内乘轿。内阁大学士赵国麟脚部有疾病,不能骑马,奉旨可以乘车到内阁办事。随着乾隆帝自己年龄的增大,他日益体会到年长者和疾病患者骑马的难处,乘轿的现象也就更为普遍,乾隆五十五年颁谕:“年老足疾之人,上马也觉艰难……著加恩准令乘小椅,旁缚短杆,用两人舁行入直,以示朕眷念大臣,恩加体恤至意”。


1778年,乾隆帝为庆贺自己的70大寿,邀请六世班禅进京。六世班禅到承德避暑山庄觐见乾隆时,乾隆特许乘轿至殿前。回到北京后,乾隆在紫禁城保和殿宴请六世班禅,特许六世班禅乘轿至层丹墀,给予六世班禅最高的待遇。


但是,如果没有经过皇帝同意,擅自骑马或坐轿进入紫禁城者,无论官职大小,一律交给理藩院或邢部处理。嘉庆年间,御前大臣鄂勒哲依图自恃位尊,擅自坐轿,被嘉庆皇帝严厉申饬,并交理藩院议处。道光年间,道光的侄子奕经乘轿进入神武门,也受到了严厉处分。皇亲国戚尚且如此,普通官员更是不敢随便造次。


能够在紫禁城内骑马乘轿是一种荣耀,也成为最高统治者笼络官员的一种手段,这一点,慈禧太后尤其擅长。慈禧的父亲惠徵只是一个侍郎,但准许在紫禁城内骑马;礼部右侍郎刚毅护送慈禧西逃有功,特许在紫禁城内骑马。


即使辛亥革命后皇帝退位,逊位的溥仪仍然用赏赐骑马的手段拉拢“有功之臣”,直到1924年溥仪被冯玉祥部逼出宫为止。


(环中马术网)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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